毛皮、茶叶和鱼:另眼再看中国近代史
  时间:2018-10-28 20:04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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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从15世纪起,海盗与不法交易者就开始活跃在中国沿海一带。这三种环境中的资源不固定或不可持续,产权无法保证,就导致了“公地悲剧”的悖论。由于缺乏约束而过度开发,最终导致资源的枯竭。

  18世纪,俄国和中国之间的毛皮贸易迅速增长。到1800年,尽管毛皮税收相对政府税收的重要性下降了,但这项贸易对于政府和私有商队仍然有利可图,大部分利润来自中国市场。

  毛皮故事起源于俄国。毛皮在俄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一直是个关键的因素。1582年当哥萨克人打败了西伯利亚汗国之后,俄国人为了追求贵重的毛皮快速向东推进。

  但政府的强行管制激起了当地的抵抗。1732 年,傣族的贵族们反对清朝官员对茶叶作物征收高额赋税,组织起来帮助一位声称不死的和尚攻击清朝军队。他们把思茅镇包围了90天,直到包围被解除。他们的反抗迫使清朝部队从山区局部后退。鄂尔泰的继任者总结道,让当地精英去管理,减少税收、撤回驻军会更有效率。

  与此同时,日本正在亚洲扩张,1895年强行占领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之后,它通过资助中国国内军阀政府的方式,推进其在中国北方的商业和政治利益,而在中国沿海,则持续扩大对当地经济和政府的影响。国民政府在保卫疆土和维护经济方面,只能作无效的抵抗,甚至在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地区之后也是一样。

  但哥萨克人或者中国士兵的军事据点,在林海雪原和崇山峻岭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他们可以从当地人民那里抽取“贡物”,二者之间的关系很脆弱,来自邻近地方的影响,与那些帝国的影响一样强烈。

  尽管茶叶或许看起来是一种比毛皮或者鱼类更持久的资源,但它也会随着全球竞争及贸易路线的变化呈现兴衰的周期。19世纪中叶,1856年到1873年的回民领袖杜文秀起义,打断了这个地区的对外贸易联系。然而,此时所有中国茶叶的生产,也面临来自英国在印度阿萨姆邦和锡兰的茶园的全球性竞争,因此,他们丧失了主导全球大市场的机会,到20世纪,云南生产的出口茶叶已经很少了。

  茶叶是一种山区产品,也是引发全球需求的许多种亚洲热带山区作物中的一种。它的主产地,从东南亚一直延伸到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西部以及广东西部地区,加上四川西部以及湖南、江西、福建和台湾的丘陵山地。在这些地区,山区与深河谷地分隔开来,也把人们分为低地人民和高地人民。

  下面我会简要讨论一下过去四个世纪里的三种全球性商品:毛皮、茶叶和鱼,来说明位于国家边缘地带,或更远一些的高山地区与全球物流之间的关系。这些物流把清帝国和民国的中心地带,与外部的全球市场整合起来了,我们也可以由此重新审视,逐渐融入世界的中国近代史。

  整个17和18世纪俄国的征服范围遍及欧亚大陆的北部,于1648年到达了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1741年,他们继续穿过白令海峡到达阿拉斯加,并追寻海獭南下到北美沿岸,因为其他提供毛皮的动物都被赶尽杀绝了。

  政府和市场代理商向这些地区渗透,以寻求资源,把这些地区与官僚系统和经济网络联系起来,同时也取消了当地人民的自治权,把他们变成了更大交流系统中被奴役或者是被雇佣的劳动力。很多地区的人群在更早的18世纪和19世纪就已经如此了。

  许多商队的商人和赶骡人是回民,他们自13世纪起就生活在云南,并与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非汉民族建立了独立的网络。在生产环节,当地土著在田野采茶,傣族贵族则作为中间人把产品卖给汉族商人,汉族商人主导长距离的贸易。茶叶只是西南山区之间“密集网络”的一部分,从缅甸进口的棉花大大增加,用来与云南出口的茶叶、丝绸和盐交易。

  例如,历史上的所有朝代,汉人总是发现没有足够的关键性战略物资——马匹,他们在中国内地养马很不容易,只好从游牧地区获取。他们促进与游牧民族的联盟和贸易关系,丝绸之类的产品,以换取马匹、兽皮和羊毛,而这正是导致著名的丝绸之路产生的主要原因。

  自从17世纪初俄国开始听闻清帝国的繁荣时,就一直努力寻找通往中国市场的途径。17世纪中叶几次来华的使节就认为,与中国进行毛皮贸易会非常有利可图,毛皮已经变成中俄之间的大宗商品,它们从北京主要换回丝绸和其他纺织品。

  濮德培(Peter C.Perdue),生于1949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现任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现代史、日本社会经济史、边疆史及世界史。本文节选自作者专著《万物并作:中西方环境史的起源与展望》中译本(三联书店2018年8月版),译者韩昭庆。转载已获授权,题目为本版编者所拟,文字略有改动。

  不管在俄国还是东北地区,对这些特定生态区采取强制政策和商业手段攫取毛皮,都有利于帝国对疆域的划分、土著居民的控制以及在边疆地区的扩张。

  今天到访中国的西方人或许会得到品尝普洱茶的款待,普洱茶产自中国西南的云南山区,品茶专家认为普洱茶是如今中国生产茶叶当中的上乘之品,最好的茶饼每块售价高达几千美元。普洱茶带着刺鼻的烟味,是一种需要适应的味道,并不太合西方人的口味,新万博茶叶不过西方确实有些人喜欢它。

  环境史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它引领我们思考国界之外的问题。如果我们跟随鱼群、茶叶、毛皮和其他商品穿越政治和生态的界限,我们会发现许多政治、环境和经济之间互相作用的让人着迷的故事。

  西南的山地王国与西伯利亚的森林地区具有一些相似性,在这两处地方,都有移动的部落人群。西伯利亚地区是那些逃避农奴身份的俄国农民,他们在政府势力不能到达的偏远地区寻求避难所。哥萨克人来自乌克兰与伏尔加河的边界地带,他们由逃兵、游牧人员、出自农奴阶层的难民等组成,这与西南的山地人群是一致的。不同点是,西伯利亚住民自发组成独立的军队,为沙皇俄国服务。

  他们为着自身利益变换着效忠的对象,同时向俄国和大清的代理人“宣誓”效忠和交纳贡物,但是到纳贡的时候,他们随意违背诺言、推卸责任,而俄国和清帝国则为争取这群人的效忠而战,发生军事冲突时拒绝合作。

  毛皮对于俄国的经济很重要,它也在清政府的外交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把黑貂毛皮作为“贡物”意味着东北的民族成为清政府的臣民,这种贡赋关系也认可了清廷对这块生态区域的控制。对于捕猎人而言,提供贡物让贸易得以进行,对清廷而言,上贡意味着当地百姓的臣服,以及清廷对东北地区的合法拥有。

  这三个地区都是帝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场所,或因战争,或因谈判,或因全球的竞争。北美和俄国的毛皮竞争改变了两个大陆,就像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茶叶的竞争,以及日本对东海的干涉一样。以美国、北欧、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消费需求,也会影响偏僻山区、森林和海洋的生产决策。

  他们强迫原住民上交狐狸、海狸、黑貂等“贡物”,并把它们送回莫斯科。他们在大河边上建立起一个个堡垒,当作收缴贡物的据点。当他们快速搜刮完一个地方的毛皮之后,接着向远东扩张,北方的弱小民族无法抵挡这种军事扩张。但当俄国人向南扩张时,遇到了蒙古人和满人的抵抗。

  《尼布楚条约》和1727 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编按:位于外蒙古的恰克图为清代中俄边境重镇及贸易口岸,汉名“买卖城”),都保证了有益的边界贸易,并为最终击败准噶尔提供了保证,此外还使得两个帝国通过边界划定、地图绘制、人种调查以及移民控制等,把两者争夺的边疆地带及人群变得“清晰可见”。

  茶叶的故事在19 世纪换到了别的地方,尤其是福建北部的山区和广东的出口城市。这个把偏僻山区的茶叶种植,与满足英美消费者的口腹之需联系起来的全球供应链,是另一个令人兴奋、广为人知的故事,不过,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印度茶园生产的红茶价格低廉,严重损害了福建的茶业。

  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涉外谈判的典范,它确保俄国进入中国市场,以高昂的价格售卖貂和狼獾的毛皮,并要求中国为俄国提供瓷器、丝绸、金银、茶叶,同时向其北方的卫戍部队提供给养。两大帝国的代表在尼布楚相会,为了两个不同的目的:一个想发展贸易关系,另一个则要控制蒙古、通古斯以及其他部落的流动性。

  20世纪30年代,一种使用新型竹笼捕捞墨鱼的技术,向北传播到了江苏、浙江沿海的渔场,因为这种技术投资少,捕鱼多,取代了旧式的渔网捕鱼法。越来越多因洪水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迁移到墨鱼场。用笼捕鱼的方法极大地减少了墨鱼的贮量,用网捕鱼的渔民要求政府禁止竹笼捕鱼。

  咱们回到18世纪的云南去看一看,这里的茶叶生产成为中国政府营利的重要方式。普洱茶出口的线世纪,当时清朝的雍正皇帝重新起用主张扩张的边吏。鄂尔泰是一位满族官员,于1727 年进入云南南部,1732年在当地土著与新移民之间的一次械斗之后,为了支持军队扩张,他要求盐井上税,控制茶叶生产,命令所有商人在思茅镇一个由政府管理的市场上买卖茶叶。

  中国沿海的渔民在面对政治层面干扰的同时,也得面对自身特有的可持续性的难题。传统的行会针对公共资源制定规章制度的行为,在中国确实存在。中国渔民把相关规章制度——包括禁止过度捕鱼、对私藏不合规的渔网以及导致冲突的行为处以罚金——刻在庙里,据此解决公共物产的各种问题,而这些行会的力量很弱,经常受到挑战,到了20世纪它们基本丧失效力。

  但这并不新鲜,来自山区的产品在中国发挥重要的外交、经济和文化的作用,已经长达许多世纪。中国政府把这些产品当作外交活动中的礼物、税收的来源,在和他国的交往中用于显示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像丝绸和瓷器一样,茶叶过去也是中国的垄断产品,所以它带有神秘的气息,既代表中国文化的精华,也为世界所喜爱。外国人争着要发现这些中国产品的秘密,最终他们成功地生产出来,然后中国丧失其垄断地位,进入全球市场竞争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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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发生的墨鱼械斗,使得新移民与当地的渔民之间反目成仇。当地政府禁止竹笼捕鱼,导致海盗和走私的出现。于是禁令被推翻,在江浙两省都发生了竹笼捕鱼的渔民与用网捕鱼的渔民之间的武装械斗。国民政府拒绝或者无法干预。这个例子揭示出国民政府的虚弱、当地持续的动荡,以及缺乏明确的地方边界和安全的基层控制。边疆并未从这个地区消失。

  英国和美国商人也会到福建买茶,而法国人则通过越南来到云南寻求山货,俄国人从把四川茶叶运到恰克图和尼布楚边陲小镇的商人那里买茶,最终这些山区产品会被装进美国、爱尔兰、俄国、英国及全世界人民的瓷茶壶、银质茶具和俄式茶壶里。

  中国和其他低地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渗透十分缓慢,但这些地区存在独立于各个政府之外的广泛的经济联系。山地人民种植的谷物从四面八方运输出去,跨越了现代国家的边界。中国的云南、贵州、四川、广西、西藏以及缅甸和越南之间,有着它们与内地之间一样显著的贸易联系。

  在每个地方,脆弱的生态更易推动扩张,随着动物的消耗、鱼群的消失,政府和商人向更加遥远的边疆地区推进,即便茶树是一种比动物和鱼类更加可持续的资源,但茶产业也会随着全球和地方经济力量变化而呈现繁荣或衰退的周期,山区土地因此被破坏或者得到修复。

  中国与日本的民族主义斗争,就是20世纪与国际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商品的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发生在近代上海附近海域中的渔权冲突。海洋环境与森林和山区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海盗和航行的船员跟生活在不同国家边界附近的边疆人民十分相似,他们都会改变效忠对象,具有多重文化的属性,过着不安稳的生活。

  毛皮供应在17世纪中叶开始下滑,特别是当俄国为当地的猎兽人提供和金属的圈套之后。由于黑貂不是一种擅长迁徙的动物——它会终生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固定的区域,而且也没有天敌——因此极易受到人类的捕猎。仅仅是一个为完成年度配额的猎人,就可以消灭好几百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黑貂群。随着当地民族对“贡物”索取的反抗,把毛皮运回莫斯科运费的增加,以及越来越少的动物数量,中国市场便让人神往。

  俄国扩张的原动力并不是俄国政府本身,而是听命于俄国政府的一群自治的哥萨克人、一些以家族规模资助征服和贸易的大商家,以及独立的小企业家。政府只能通过征税、建立垄断权来涉足贸易,却绝不能完全加以控制。毛皮贸易有益于政府财政的优点,与它对生态破坏的缺点一样多,毛皮税占当时俄罗斯政府收入的7%~10%。

  与许多陈词滥调的描述相反的是,中国绝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帝国。..[详情]

  毛皮、茶叶和鱼群来自三个明显不同的生态区域: 森林、山区和沿海地带。而这些地区具有几个共同点:它们是脆弱的生态区、疏于管理的边疆地带,并与全球保持联系。西伯利亚与中国南方的山区以及海疆一样,为逃逸的农民、逃兵以及身份不断变化的移动的游牧部落人民提供庇护场所。

  *除《中国经营报》署名文章外,其他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再次兴盛于全球市场的中国茶叶中,普洱茶只占了很小的份额。即便这样,它的文化意义也比经济意义重要。普洱的名声再次显示茶叶是衡量中国历史进步的一个有用的指标。它的加工方法始自11世纪,是中国山区的地方产品,只有一小部分西方人习惯其口味。然而,作为国际性产品,它说明中国有能力为国内市场和全球的亚洲超市生产高品质的外来消费品。所以,当我们思考中国在世界商品链中的古今地位时,普洱茶是一种值得考量的很好的饮品。

  19世纪中华帝国的衰落,实际上与它保护的这些产业在与外国竞争之中的失败紧密相连。站在更广的角度看,外国对于这些产品的需求,尤其是对茶叶的需求,引发了针对中国的几十年的战争,这些战争意在打破贸易的不平衡,因为外国对茶叶的需求量十分巨大。

  20世纪60年代,云南的茶业开始复苏,中国其他地区茶叶的生产也一样。2004年至2005年中国的茶叶出口总量首次超过了印度。不仅产量增加了,一些品种也获得世界一流的称誉。中国仍然努力出口大量低价红茶,品质虽然有待提高,可随着国内消费者现在不断成熟,对绿茶的质量和专门市场也提出了严格管控的要求。

  捕鱼的例子,充分显示了它与全球贸易中毛皮和茶叶的许多相似性,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国际政治与经济的竞争,边界地区的人民在有争议的地区努力谋生,以及决定资源供应的地方生态在加深政治与社会冲突方面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渔权也引发了对技术变迁的控制、民族主义的觉醒等其他问题。新的捕鱼手段由于威胁到鱼类的供应,也导致中国国民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以及中日之间的冲突。新政府为了统一中国与各地军阀作战,直到 1927 年才部分实现目标。

  正是在这种特殊空间关系下的中国和印度的山区,生产了作为全球产品的茶叶,山地人群的确参加了这种贸易。他们是在福建和云南采摘茶叶的流动的劳动者,有些人自己就种茶。然而,中国农民会深入山区种植茶叶,福建和广东的中国商人则会逆流而上去选购最好的茶叶,进行加工之后再把它们带到下游地区。

  到17世纪中叶,两个帝国都面临要与对方和谈的强大压力。黑貂毛皮已搜刮殆尽,来自西方市场上北美的毛皮威胁到了俄国毛皮的对外出口,清朝一方则遭遇了准噶尔蒙古这个难缠的军事对手,它担心俄国与他们的联合,会严重威胁清政府对中亚的统治。

  对像鱼类这种流动的资源确定规章制度尤其困难,因为它们很难统计,而且海域的界定也经常充满争议。此外,就像茶叶和毛皮的例子中所显示的,19世纪国界变得重要起来,尤其在中日之间,日本此时向东亚海域扩张,中国则努力维护主权。

  茶叶的历史包括边疆移民、全球竞争、流动人口,以及政府对脆弱生态的影响。茶叶在中国当然历史悠久,但这里我只讨论它在18世纪和19世纪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环节,以两个产区为例:云南的普洱市和福建的武夷山区。

  然而黑龙江地区游牧部落的效忠问题,让正常的贸易停滞了20年。处在两个帝国“中间地带”的民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部落群,他们有的生活在森林中,有的从事农业生产,还有的是金矿工人或牧民。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是英国认为他们花费太多白银从中国购买茶叶,所以他们在印度种植鸦片,并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以扭转贸易逆差。因此,通过将茶叶视作一件全球产品,我们可以把茶叶贸易当作中国至少从公元1000年至今十个世纪发展程度的指标。

  茶产业在18世纪清政府宽松的管理和当地精英自治下蓬勃发展。战争和贸易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催化剂,1767年清朝与缅甸的战争,吸引了更多的军队以及提供军需的商人,密集种植的茶园取代了野生的灌木丛,思茅到19世纪30年代发展成为一个大城镇,吸引了来自中国大部和东南亚的商人。它一开始是军队聚集的小镇,到1850 年,5万人口中平民百姓占了绝大部分。18世纪早期,商队每年把6000至7000骡匹(或一百多万磅)的茶叶从山区运到缅甸、暹罗和中国内地及西藏地区,这个数字到19世纪末成倍地增长。

  该条约让这两个野心勃勃正在向外扩张的帝国之间,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意外和平,因为两个帝国都坚信要武力征服对方,无视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原则。不像此后19世纪外国列强和中国签订的几乎所有条约——先在战场上打败中国,然后再强迫中国在贸易上让步——与俄国的条约是在双方军力相当的时候议定的,而且当时还有影响两边战略思考的第三方在场,包括准噶尔蒙古和其他部落。

  日本机械化拖网渔船的入侵,迫使国民政府介入争议海域的管理,同时国民政府也想让日本支持关税自治,解除19世纪中国战败之后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于是,它没有声称三英里界限之外的主权。那些想要限制日本进入中国市场的政府官员,为了保护当地渔民,与那些想要依靠日本关税的官员之间展开了斗争。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东北之后,反抗日本入侵的民族主义更加强大,但对日态度不同的两方阵营之间,仍未达成坚定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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